辛辣，犀利，一针见血。
对于尚在学术万象中扑腾懵懂、进退维谷的自己，此文不啻为一针强心剂，破除千万于夜深人静之时的疑虑和动摇，愈发坚定内心的学术信仰。如获至宝，欣喜若狂，急急抄录于此。
1. 现代的学术研究，应该是实现黑格尔式的承认的理想领域。在学术共同体中，学者们平等、开放、循环往复的交流。我们通过了解其他学者的独特的想法，发现我们自己的独特和进一步深化的路径。换句话说，我们通过认得别人，进而认得自己、认得多样的思考方式，最终更好地认得世界。在建立这个互相承认的过程中，写作和发表是必要的手段。写作使得我们的想法更加清晰，发表让学者们在更大的范围内互相承认。
2. 现在的学术发表，是为了另外一种承认，即来自体制权威的认可。发表，不是为了陈述自己有限但是独到的见解，而是要向体制证明自己可以达到主流的要求，有模仿他人的能力。发表不是为了参与辩论、分析实际问题，而是为了保证自己在学术体制内的生存，为了维护这个体系。
3. 阿尔都塞提醒我们，承认是体系规训个体的手段。萨特和福柯等思想家进一步揭示了阿尔都塞式的承认背后的微妙机制。萨特认为，我们被承认的时候也就是被限制的时候。当我们被承认为是一个“合格学者”时，“合格学者”这个事先规定好了的角色也就限制了我们的行动和认知。福柯则指出，现代社会中的权力并不限制个人的自由，而是形塑觉得是自由的、得到承认的个体主体。对个体的承认，乃是现代“统治术”（governmentality）得以实施的前提。只有当一个人受到了体系的承认，他才成为现代权力体系的对象，才进入到现代权力关系中来。
4. 学术劳动首先是学者们能动性和创造性的体现。而现在的研究工作成为统治学者的力量。写作和发表成为任务压力，学者感到厌倦甚至痛恨。但是为了生计、为了维持体面的社会地位而咬牙坚持。学者们不觉得自己在发挥创造力，而是相反，要刻意遏制自由和发挥，以尽快尽多地按要求出“成果”。发表不是思考探索的自然结果，而是在思考探索之前就锁定的目标；思考的过程不是从材料里寻常新的想法，而是把材料组合成可以发表的样式。学者不能向别人甚至不能向自己说明，这工作究竟有什么意义。学术工作成为典型的“异化”劳动。
5. 巴特勒强调了个人表演（performitivity）在追求承认中的重要性。巴特勒强调了个人表演（performitivity）在追求承认中的重要性。……巴特勒解构了“性别”这个范畴，但是更指出了人们如何在建构特定的秩序。……像斯科特（James Scott）在《弱者的武器》里说的那样，要改变体系，我们不一定去正面攻击它，只要我们不积极追求它的承认，它演戏时我们不去看，这样的简单“不理”就可以对体系形成巨大和持续的挑战。
1. ……社会科学研究分工日益细化，题目越来越专，一个小组的专家就完全可以充分地评价某项研究的意义，但是非要在可见度高、综合性的学刊上的发表，才算是获得了正式的认可。在中国，72.3%的“CSSCI来源期刊”上的发表物跨越了10个（含）以上的学科。这些学刊显然不能成为专业化研究的有效交流平台，而是展示成果的“窗口”。
2. 导致这些矛盾现象的原因是明显的：学刊不再是同仁之间分享研究、互相学习的俱乐部，而是要对学者分出三六九等的淘汰赛。读者、编者和作者之间，不是自己人的关系。越是综合、越是可见度高、越是不能做细致交流的学刊，变得越重要，因为它们是摆显的剧场，不是切磋技艺的工坊。
3. 所谓“宽—细”的等级，是指：高的高，是因为高的比低的更宽。高的涵盖了低的，低的为高的提供了基础。我们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论述、福柯对权力的分析、哈贝马斯对公共性的设想“高”，是因为它们涵盖了一系列重要问题，把这些问题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来，给我们的思考提供了宽广的框架。具体的研究在宏大理论之“下”，是因为其涵盖面有限，专注于大框架中的某一侧面。但是具体研究的涵盖面和抽象程度的“低”，不意味着其价值就低。如果没有这些具体研究为基础，宏大理论就沦为大而不当的夸夸其谈。具体的研究，正因为它被宽大理论涵盖，可以从内部对大的框架提出挑战。这样，高和低的关系不可分割的，高级不是作为对低级的对立而存在的。
4. 刚刚做了两个月调查的硕士生，也要和哈贝马斯、本雅明、韦伯、福柯“对话”。反过来，思想生态上的单一化更加强化了等级的单线特征。年轻学者不全神贯注从自己所掌握的细节中看出问题，而孜孜以求如何给有限材料迅速戴上流行的帽子。
1. 国内外的诸多论者都寄希望于加强“专业主义”——即通过学术的自主自律——来摆脱现在的困境。但是，在亚洲，学术专业化正是为承认而挣扎的背景。在中国大陆，“发表至上”、“非升即走”等做法，都是权威学者，特别是有留洋背景的学者，主动发起和积极推进的，都是为了促进专业化。而且，在学术高度专业和自主的英、美、澳大利亚、加拿大诸国，学术体制危机重重。在那里，大学中的管理层迅速扩大、教授治校正在落空。专业化使学术研究在形式上“自主”（如本专业的事情只有本专业的人说了算），同时也使之变得孤立而脆弱，即过窄的专业化研究脱离广泛的社会实践，学者不能形成自己的立场，不能和更大的社会力量联合，日常工作变得功利化，没有能力抵制其他力量的左右，在行政化的压力下只能在抱怨中服从。所谓“学术共同体”，现在更像是狭隘封闭的专业利益群体。
2. 对阿尔都塞式的承认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同事之间实质性的思想交流。一位青年学者告诉我，系里的同事发表一篇文章，其他同事们在微信圈里逐一鲜花和鼓掌，“排列整齐，完成一个仪式”。这个仪式背后，有多少是对这项研究的兴趣？有多少是真心的祝福？有多少是对自己发表太少太慢杂志排名太低的焦虑？我们有几次能在走廊里听见同事这样聊天：“有个问题纠缠我两个月了，一直找不出线索来……”；“你上个礼拜说的那个疑惑里，其实有一个值得细化的假设……”；“你前天晚上的那个问题，一下子把我思路打通了！”
3. 如何重构思想的“日常”？我们也许可以尝试建立自己的小圈子。小圈子里的人不一定是学者，更不一定是同专业同方向的。建立小圈子的唯一标准是愿意思考和“聊得来”。所谓“聊得来”，就是能够进入彼此的思维过程。一个旁人听起来不可思议的观点，对于进入了这个思维过程的听众它是有生命的：有它的源起，有它的演化路径，有它潜在的走向。进入了你的思维过程的人，就可以和你一起呵护、引导这个想法。
4. 学界对现行学术评价体制的一个惯常的批评是“只看作品不看人”。这可能是指，评价体系不注意个体的差异性、不给学者自主。但是在为了承认的挣扎中，我们也看到一个明显的相反的趋势，即学术工作的人格化：发表是为了证明自己是个合格的研究者。对研究工作的评价变成对人的评价。评价结果直接联系到研究者的工作状态、收入、人际关系和自我认知。……甚至当我们在阅读的时候，想的也不仅仅是如何了解最新的研究成果、思想动态，而是自觉不自觉地对作者进行判断，和自己作比较——就像一个为流量焦虑的网红在看另一个直播网红那样。
5. 人类学家 Strathern 在批评1980年代以来英国大学的“审计文化”时，强调审计文化把金融逻辑和道德逻辑联系在了一起。审计文化固然代表了金融的逻辑，但是它同时带来新的道德观和个人责任感。在这种价值观之下，不追求发表、不满足审计评价要求的学者，不仅被认为无能，而且被认为是不负责任，是失职甚至“失格”。为了承认的挣扎也带来了更微妙也更深刻的偏狭的个人化。研究者在工作中时刻虎视眈眈：这是“我”的材料、这是“我”的观点；同事和同事之间成了互相提防的关系。研究者要证明“我”是合格的、而究竟世界为什么需要我的研究则是次要的考虑。
6. 当艺术品诞生后，艺术品又会反过来影响艺术家对自己对世界对艺术的理解。创造性是创作者的关键属性，但是创造性不是完全内在于创作者的。创造性是分散的、互动的，即创造的灵感总是来自多个渠道，创造结果的呈现，特别是社会对创造成果的感知，都是多样的、在和其他主体的互动中而实现的。因此不同的创作者之间，创作者和受众之间，都是重迭的，你—我之间的区分是相对的。所谓“我”的成果，无非是我对众多思考者一同展开过程的某一重迭片刻的捕捉。
7. 假装创新，累己害人。小步慢走，放下创新压力，尽量用日常语言把自己能够说清楚的问题说清楚，这就可以做出重要的贡献。创新是一种风格，一种冲动：希望超越稳定的知识、认知方式和表达方式。……创新本身不是目的，扎实的贡献才是目的。
8. 大众要求学者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做出系统的分析，他们不会容忍学者躲在专业名词背后，用复杂的表达重复常识。